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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物外的洒脱人生

时间:2016-01-19 16:34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网络搜集 点击:
澳门威尼斯人官网《前赤壁赋》是苏轼游记散文的代表作,是我国游记文学的高峰,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深刻反映了苏轼的哲学思想,也折射出古人朴素的辩证思想。本文试对这一思想作进一步探讨。

   教学多年,每每到探讨《前赤壁赋》的主旨的时候,就困惑,它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多人讲是咏物寄慨、阐述人生哲理。本文拟就《赤壁赋》之题旨及其与苏轼世界观、人生观的关系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树立了牢固的尊儒世界观,故青年时代和从政之初,一直坚持卫儒辟佛老的立场,把儒家思想视为正统思想。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企望天子圣明,皇权巩固,同时自己也做官得志,兼济天下。但事实上,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也经常事与愿违。在改革潮流和新旧党争的旋涡中,他屡受挫折和打击,理想和信念离现实越来越遥远,希望和追求也变得越来越渺茫,而他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却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浮沉、市朝倾轧等等。所以,就在他热衷于尊主、爱国、泽民,希冀有益于世的同时,而另一方面也难免不产生功业未就、人生无常的苦闷与退避官场、躲避倾轧乃至归隐的念头。这种矛盾的双重性,反映到心理上,就使得苏轼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儒家思想轨道而寻找一种虽离经却不叛道的新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继续问世的积极性,同时求得与生活保持若即若离状态的玄远的精神境界,以排遣因政治斗争的忧患得失所带来的苦闷。换言之,寻找一种既非出世又能超脱的安身立命之道。佛老的本体论哲学与人生观,在提供这种玄远精神境界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故而在政治失意和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接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简单地用佛老之学取代儒家思想,则又直接违背他尊濡的根本立场。只有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把握其“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的思想特征,才能使之不出世又超脱,从而满足他在宦海中俯仰浮沉的斗争需要。因此,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佛老之长,便成为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 
  儒家思想与佛老之学,在入世与出世问题上,本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上升为理论,便是空有、有无、体用、动静等关系问题,如过分强调空无而贬抑有,贵无而抑有,或者相反,过分强调有而忽视无,崇有而贬无,都不可能满足苏轼的精神追求。只有把二者说得不偏不倚,既崇有又贵无,在有无之间建立一种即体即用的关系,才可能把入世出世的矛盾处理好。所以,苏轼力图寻找儒、释、道的相通之处,在其交汇点上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在《赤壁赋》中从变与不变的角度来论证物与我所构成的大干世界的双重形态,其实就是既讲有又讲空。这种变与不变的观点,吸取龙树《中论》“中道”学说的思想因素,目的即在于调合真、俗二谛,从而在有无之间避免重此轻彼的偏向。这一认识,在他晚年所写的《南华长老题名记》中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文集》卷十二)。这就是说,世间与出世间,亦即有和空,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实是一回事,在对待世间问题时,尽可按照儒家的思想原则办事,而无须逃儒归佛,但同时又不必把物我执为实有,而应看到其空的一面,这样一念正真,便不会迷乱于忧患得失的苦闷之中了。他把这种贵有而崇无的思想运用到人生观上,便形成他“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答毕仲举》,《文集》卷五十六)的宗旨。何谓“静”?在《江子静字序》中,他说:“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文集》卷十)可见,苏轼所谓“静”,指的是存虚明之性,以虚明应物,即做到应物而不逐物,虽仕进而忧乐不系于进,虽与事交而喜怒不系于事。何谓“达”?“达”即看透人生,处世达观,面对忧患得失而能齐宠辱忘得丧,随遇而安,随缘自娱。他在《问养生》中说:处世不受环境变化的干扰,“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文集》卷六十四),在《超然台记》中说:“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疏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文集》卷十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苏轼还特别把“静而达”与“懒而放”严格加以区别。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文集》卷五十六)实际上,就是否定只讲虚明不讲应物、只顾玩弄人生而不求进取的出世道路。显然,苏轼所谓“静而达”,是既尚虚明又讲应物,既重处世又求达观。这种人生哲学,既非传统的儒家思想,亦非纯粹的佛老思想,而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调合释、道的几种思想因素的合体。 
  苏轼在黄州,正是以这种独具的思想来处理进取与退避、理想与现实、尊儒与奉佛老等各种矛盾的,所以才能一方面好佛喜禅、游山玩水、垦荒种田、饮酒赋诗,而另一方面又“专治经书”,努力从事《论语》《书》《易》的著述,“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关心捕盗,关心安边,为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而操心(《文集》卷四十八、五十一),同时还表示:“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诗集》卷二十二),“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文集》卷五十一)。明乎此,我们便不难了解《赤壁斌》)所表述的物我皆空、物各有主与共适风月等观点,尽管直接受佛老之学的影响,但却不可以之与佛老的出世哲学同日而语,文中所言,虽然侧重的是“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的一面,但却是他虚明应物、处世达观宗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故而非但不会使之超然世外,遁入空门,而且正可使之崇儒家而出入佛老,问世事而颇作玄思,徜徉于进取退避之间,超脱于倾轧沉浮之上,以情神上的自由行自足,来支持自己“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严酷的斗争与忧患得失之中顽强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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