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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在越华商移民及其文化形态

时间:2016-02-16 18:04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网络搜集 点击:
澳门威尼斯人官网清初是华商移居越南的高峰时期,中越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新发现的《罗塔洲重修公亭碑》即如实记录了18世纪重修罗塔洲公亭一事,反映出在越华商代表人物会安明乡社“三后贤”之一张弘基及其家族的相关情况,透露出中越文化交流的诸多信息。结合碑刻及笔者调查所

   明末以来,诸多华商迁居越南,在当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这些华商在移民的同时亦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越南,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带动了跨地域、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然而,一直以来,关于中越文化交往的文献材料相对缺乏,尤其实物文献更为难得。因此对此类记载文化传承变迁进程的文献史料进行挖掘,就显得十分重要。2014年9月,笔者在越南会安地区的一次考察中所发现的《罗塔洲重修公亭碑》①,即属于此类史料。该碑不仅蕴含着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是对传世史籍文献的有益补充,是反映当时在越华商生活史的珍贵原始材料。本文拟以此为线索,对清初在越华商情况,以及当时中越经济、社会、民俗、历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进行探讨。 
  一、碑刻内容、时空坐标及其赞助人张弘基的情况 
  “罗塔洲公亭碑”立于18世纪上半叶。当时罗塔洲是广南处升华府潍川县下辖花洲属之下的一个行政区②,下设清洲、安林、平康(今永贞村)、虬逻(今虬盘村)、丽泽、古塔六村。罗塔洲公亭即是罗塔洲六村所共有,现已不存,独存此碑矗立于丽安村一座民居庭院前。此碑历经多次战乱,损坏较为严重,现存碑刻只有中间一段为原碑,其余部分均为后人以水泥修补,再根据几经传抄的碑文文本补刻而成。但文字损毁仍然较为严重,字迹多漫漶不清。该碑文题为“升华府花洲属罗塔洲官军大小等重修公亭碑记”,碑文如下: 
  盖闻神威赫弈,千秋肃毖祀之虔;庙貌巍莪,百世仰弘刚之重。 
  窃维本洲前代该府庆山侯裴贵公构造公亭。地灵人杰,大振州里之风;近悦远来,会为日中之市。啧啧休声,至今未泯也。然而茅茨草创,岁远年湮,榱未免颓坏,则虽遗址尚存,而殿宇大不如初。思欲再廓前规,以照神德,第念本洲历秋涂炭,物力维艰,安得一如裴贵公者,再为盛举哉?幸有平康村便宜记属洽清男潘文礼抵会,过陶庵张君,斋中叙旧,齿及于兹。而张君素性仗义好施,生平拯饥恤患,难以枚举。 
  其于本洲平康村,又属母族。闻言慷慨切桑梓之真情,许诺欢欣鼓种德之善念。愿散囊金,檀越独任。在昔裴公构造,既有安林村张文胜乐施私地,本洲以张家之故,准安林村私分祈安之费,免张门敛钱,再加福分,世世不绝。今者陶庵重建,则有清州村朱单、该府陈福禄愿割所居屋地五尺余,以为公亭恢廓;虬逻村黎光显即③凭,首唱培基;而于本洲村举一二,以为董事之人。夫檀越有主,则费取可以无忧;董事唯勤,成功自见不日。从此,庙貌新龛檀洁,神灵鉴有赫俾。远近闻者,咸曰:居士之于神光,果能相与,以有成也,岂不善哉!爰勒于石,以志不忘,并将与事姓名,开列于左: 
  掾首:福建泉州府银同居明香社会安庯张讳弘基,号陶庵先生,费钱三仟余贯,另需生息钱壹佰伍拾贯,交本洲六社生息,永为祈安祈福之资。 
  地理师:福建泉州府晋水蔡讳世资先生,公亭择坐未向丑兼丁癸分金未丁丑。 
  日师:明香王讳仲陵先生,择癸酉年仲春二月乙卯朔越十三日己亥时辛未升梁。 
  主祭:便宜记属洽清男潘文礼、清洲村朱字该府述职子陈福禄。 
  培基:虬逻村黎光显。 
  应舍司:裴进胜。 
  社长:潘文福、陈福祷。 
  饶学:胡德光。 
  义举该亭:平康村陶文顺。 
  董事:句当(即勾当):张文朋、陈福祀、胡文时、杜登成、黎光造、梁文胜、胡德朋、陈文暄;守券:裴进敏、文公桂、陈福禄、阮德、潘文差、阮文度、陈德贵。 
  景兴十五年岁次甲戌孟冬十月谷旦立 
  据碑文可知,树立此碑是为纪念景兴十五年(1755)罗塔洲公亭重修一事。在古代越南,公亭的建设与重修是村落的一个重大事件,须立碑纪念。罗塔洲公亭的建成使得此地名声大震,促进了当地商贸集市的发展,为本洲人带来了很多实际利益。据碑文记载,该府、记属、社长等官员与当地民众都参与了此次公亭的重修,在越华商张弘基为此公亭的重修提供了较大的资金支持。 
  碑文指出张弘基当时“居明香社会安庯”,与碑刻所在的罗塔洲均位于秋湓河中下游流域,两地仅相距10公里,其中罗塔洲位于南岸,其下所设六村大多分布在主山山麓和秋湓河之间狭长的沿河平原上,那里地势平坦,河溪交错,田地肥沃,为人们定居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而从罗塔洲顺流而下,到秋湓河入海口,其北岸即是会安④,交通十分便利。加之周边物产丰饶,使得会安一度成为越南历史上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吸引了各国商人聚集于此。其中华商人数众多,他们不仅向当地输入日本白银、铜和各类中国货物,同时也将越南及附近诸国的商货运到中国、日本等地。当时有华商从中国运输南京棉布、瓷器等到越南与当地人交易,再从广南购得胡椒、象牙、豆蔻等运回中国。有时还从会安就近前往柬埔寨、暹罗、占城等地采购鹿皮、沙鱼皮、伽罗香等货物,再销往中国和日本⑤。这些华商的贸易活动将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紧密联系到一起。 
  当时会安在阮主政权管辖下,对外贸易政策宽松,使得以张弘基家族为代表的广大华商得以顺利发展。这些华商不仅有定居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而且有大量定居于越南当地的华裔商人,张弘基家族即属于后一类。据张弘基后人介绍,张弘基的曾祖西众公从中国“福建泉州府银同”来越经商,最初定居在距会安10多公里的广处西。这一地区大约在16世纪末期才被开垦出来,距张弘基生活的18世纪中叶只有100多年的时间,由此可以推知张弘基的曾祖辈属于较早在此定居的华商。结合张氏祠堂中奉祀的《张氏历代尊图》⑥可知,张氏家族的籍贯为泉州府同安县中左所(今福建省厦门市区),其迁至越南这一支始祖为西众公,其名字已失考。第二代为张维缵,第三代为张明柯,第四代即张弘基、张弘业、张弘道兄弟。

  以张氏家族为例,当时定居越南的华商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当地建设,很快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之中,并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随着张氏家族商业规模的壮大及其商业势力的扩张与渗透,逐渐成为在越南从事贸易的华商群体的一部分。张氏家族与当地其他商人互通有无,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通过商业经营活动,张氏家族得以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发展中。 
  第二,张氏家族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如张弘基“素性仗义好施,生平拯饥恤患,难以枚举”,当时会安的很多公共建筑的修建都有他的捐助,如癸酉年(1753)关圣庙的重修、癸未年(1763)来远桥的重修等都有他捐助的记载。⑦会安当地的“明乡萃先堂”中供奉着对明乡社⑧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明乡社历代乡贤”⑨,如其中被尊称为“十大老”和“三后贤”的十三位乡贤,在当地很有威望,极受推崇。⑩张弘基即“三后贤”之一。张弘基的兄弟张弘业、张弘道还曾出任管理会安港舟船的官吏,他们的后人亦有人从事贸易管理,甚至有人进入越南官僚系统,直接参与当地政治管理。如据《张氏历代尊图》载,张弘基孙辈的张增演曾任大安知县。 
  可见,张弘基家族凭借经商获得的雄厚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务及明乡社的管理,不仅壮大了自己家族的声望,而且对当地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也功不可没,可谓明乡社华商家族的典型代表。 
  二、在越华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越华商一方面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致力于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主动或被动地改变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越南执政者的管理以及越南本土文化,以期融入当地社会,获得更好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富于特色的文化形态。 
  在越华商保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固有形态。历史上与张弘基家族类似的华商及其所形成的家族在迁居越南的同时,也将其固有的民间信仰、习俗礼仪传播到了海外的聚居地,其中以宗族先贤祭祀与神祇风水信仰等最受在越华商的重视。 
  其一,以祖先祭祀维持宗族性。迁居越南的华商通常多保持着中华旧有的宗族祭祀传统,并以宗族聚居的形态定居越南,这与其祖籍地发达的宗族组织不无关系。明清时期的中国南方福建、广东等地,宗族观念强烈,聚族而居的风气颇为盛行,当地人在移居海外后也多保留着这种宗族意识,继续维持宗族聚居的生活形态。正如清代陈寿祺所说:“闽越之区,聚族而居,丁多者数千,少亦数百。其间有族长,有房长,有家长,有事则推族长为之主。有司有所推择、征索,亦往往责成族长。”张弘基家族正是这类移民的典型代表,其家族迁移越南后即聚居于越南会安地区。 
  在祖先祭祀方面,多数在越华商家族都有自己的祖祠。以张弘基家族为例,张弘基于1757年在会安初建张家祠堂,后迁移到目前所在的会安市潘周贞路。不仅如此,张弘基还在离会安不远的茶荞社专门请风水师堪舆购地,开辟张家墓地(在今广南省潍川县潍山二社茶荞西村),并在墓地西南方向约500米处另建了一座张家祠堂,将刻有宗族尊图的石碑树立其中。此外,他们还保持着传承有序的家族辈分。今张家祠堂中保存的张氏系谱为“弘进增承永玉金余维卿汝宁所丕基克绍垂裕方来良图以正式序攸昭宗斯大振”。这些特点均体现出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在越华商强烈的宗族观念。 
  其二,以乡贤祭祀维持地缘性。当地多有华商按祖籍地组建的会馆,如广东籍设有广肇会馆、福建籍有福建会馆、海南籍有琼府会馆等。这些会馆中多设有专门殿堂供奉乡贤、先贤,并派专人负责扫洒祭祀,如会安的“明乡萃先堂”,即设有专人分别负责祭祀供奉,其中有“乡官”,负责祭祀被称之为会安明乡社的开山之祖“十大老”的;“乡老”负责祭祀吴、邵、魏、庄、许、伍六人;“乡长”负责祭祀“三后贤”吴廷宽、冼国详、张弘基。不可否认,这些祭祀方式及其分工等特点,均与中国国内的祭祀相一致,是在越华商对中华传统祭祀文化继承的一个典型。 
  其三,以神祇信仰维持民族性。在越华商多来源于闽粤地区,其信仰多与其移民祖籍地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陈达先生认为闽粤地区民间信仰多关注于道教和佛教的通俗方面,因而当时观音、妈祖、关帝崇拜在华商聚集地较多,显示出华商信仰与当地民间信仰之不同,如华商聚居区多建有关帝庙,并且常予以修缮,随着这种神祇信仰传播,亦逐渐为越南本地人所接受。根据谭志词调查,在越南全国现有的59个省、5个中央直辖市中,至少有22个省、3个直辖市的40多个宗教建筑曾供奉关公,以河内行帆街关帝庙、兴安关公祠、会安关圣庙、边和关公庙、河仙关帝殿等最为著名。其中在会安关圣庙的重修碑中即明确记录了张弘基的捐资行为,“关圣帝庙、观音佛寺,本乡鼎建百有余年矣”。“幸有冼国详、吴廷宽、张弘基性行素怀植德济赀,不慕扬名,乡里推为俊士,力量仗作檀越”。这些材料不仅辅证了张弘基的确乐善好施,时常资助当地公益事业,是福建商帮中热心捐资社会公益、义利兼顾的代表,而且也充分说明华商在迁居越南之后仍传承了其祖籍地的神祇祭祀和供奉。 
  在信仰方面,在越华商还保留了中华风水观念。以罗塔洲公亭碑文为例,碑铭对公亭的朝向、方位均有记录:堪舆师蔡世资,将公亭的位置选择在“未向丑兼丁癸分金未丁丑”,即为坐西南,向东北,且“兼丁癸分金未丁丑”的方向。由此可知,罗塔洲公亭大致朝向是“坐未向丑”,虽不符合传统的坐北朝南原则,但结合公亭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则亦有其独特用意。公亭所在的潍州社丽安村,地处潍川县西边,西南方向为主山,东北方向为秋湓河。这种“背山面水”的空间位置,在传统的风水中被认为是“负阴抱阳”,符合风水理念中选择宅基地的基本原则。同时,升梁时间的选定又与公亭所在方位密切配合,也体现着风水文化观念。中国古代建房都对上梁十分重视,对时间、方位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从碑文中,既知公亭的方位为“坐未向丑兼丁癸分金未丁丑”,按照风水理论,如果“下元八运”时在坐未向丑的方位建亭,则艮卦当运,亭子处正未丑向为旺向,是大吉的风水。但根据前文,日师王仲陵选在“癸酉年仲春二月乙卯朔越十三日己亥时辛未”升梁建造,即公元1753年仲春二月(乙卯月)十三日(己亥日)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推算可知,这个时间应该属于“中元四运”,故根据风水中用元运来选择建筑物坐向的方法,在亭子方位的选择上并没有采取正丑未向,而是采用兼向即“兼丁癸分金未丁丑”的方向。足见,在罗塔洲公亭的修建中处处都体现着风水知识的运用,说明当时华商将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传播到越南,并为当地人所接受和认可。

  三、在越华商对中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融合 
  为适应当地环境,这些在越华商加强与当地人的交流、沟通,采取诸多措施融入当地社会,并使文化产生了一些衍生变化,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文化传统和越南当地习俗的独特文化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婚姻形态的改变。为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在越华商多与当地人通婚。如碑文所载张弘基“于本洲平康村,又属母族”,可知张弘基之母即为越南罗塔洲人。不仅如此,据《张氏历代尊图》,张弘基祖母潘氏滑(喃名读音为Mai)亦为越南当地人。可见,张弘基家族与当地人通婚由来已久。 
  事实上,随着在越华商数量的日益增多,这种通婚现象也日趋常见。康熙年间到过越南的释大汕记载,当时来越经商的福建商人,称“凡客此者,必娶一妇,以便交易”。晋江《颜氏族谱》记载,“颜钟珍,生康熙丙子五月,客安南(中圻),彼处娶妇”。华越通婚现象的频频出现引起了清朝官方的注意,如1744年军机处奏折中提及“查从前在彼(越南)已娶有番妇,生有子女,与夷人结有姻娅并庐墓田业。情甘异域者,照例安插彼地为民”。对于这些与越南女子组建家庭的华商来说,背井离乡意味着他们需要接受与家乡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进入由妻子的家人及其亲戚朋友甚至左邻右舍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越华商所娶的越南妻子通常成为其认识、了解,进而融入当地社会的桥梁,而华商与周围这些社会关系的相处与互动,客观上加速了他们的本地化进程。 
  其二,对传统纪年方式的改变。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主要包括年号纪年、干支纪年、太岁纪年等方法,其中又以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方法最为常用。但在越华商墓志碑文中纪年方式却有改变,以张弘基家族墓碑纪年为例,张弘基、张弘业、张弘道兄弟为其祖父和祖伯所立的“祖伯世典张公、祖考世兴张公”之碑,其上镌刻的立碑时间为“龙飞丁年六月”。“龙飞”是当时会安明乡社籍华商频繁使用的一个年号,它既非亡明的年号,亦非当时清朝或越南所用年号,亦不见于中国本土。事实上,会安明乡社的祭祀碑刻中所运用的这种极为特殊的纪年方式是时代的产物,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年号搭配干支的纪年方法,但又与之不同。它是当时明乡社的明遗民为区别于越南和清朝而采用的一种特别的纪年方式。同时,随着清廷的统一,复明无望,当地华商所采用的这种纪年方式逐渐失去意义,因而在祭祀碑刻中所用纪年方式日趋随意。如张弘基祖父的碑刻纪年仅题“龙飞丁年”,其中“龙飞”一词已不表示实际含义,而接近“岁在”、“岁次”之类单纯表示甲子纪年含义的词汇,这显然已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方式了。 
  其三,对传统商会组织的变革。如前文所述,《罗塔洲重修公亭碑》的赞助人张弘基,被尊为明乡社“三后贤”之一,供奉于“明乡萃先堂”中。明乡社是以明遗民及其后裔为主体而形成的一种组织,早期带有商会性质,兼具自我管理和互济互助等职能;后来为当地统治者所接纳,又具备了一定的行政职能。明乡社为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又成立一些与会馆类似的机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会安“明乡萃先堂”。明乡社“萃先堂”之类的机构源于中国本土的商业会馆,相比之下,在越华商创立的明乡社,一方面是中国本土的商业组织网络在越南的延伸和扩展;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传统商业组织形式不同。明乡社不仅负责其商业运营管理,而且在它被纳入越南的行政系统之后,职能上也有了改变,即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政治管理:不仅可以参与广南阮氏海外贸易的部分管理工作,其成员甚至还可以通过参加越南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明乡社成为一种参与当地政权管理的地方基层组织形式,显然已经具有商政合一的独特性质,无疑是对传统中国商业组织形态的革新。 
  随着清初大批中国移民涌入越南,中越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会安明乡社成员张弘基家族即是这个移民浪潮中一个典型代表。研究张弘基及其家族,对于研究清初在越华商历史具有较高的价值,一方面可以窥见以张弘基家族为代表的在越华商生存模式,即他们大都通过商业经营和华越通婚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成为影响当地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明晰了在华商推动下的清初中越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中华文化传统固有形态的保留和传承,又有对当地居民文化形态产生的影响,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变革,一定程度上沾溉了越南当地特色,其间中越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模糊了它们原本各自的特征,在文化变迁中不断地融合,从而衍生出新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注释 
  ①由于本文所见碑文首列有“升华府花洲属罗塔洲官军大小等重修公亭碑记”,故文中以《罗塔洲重修公亭碑》命名此碑。②“属”是越南南河阮主政权时期一个新设立的行政单位,用于管辖当时在山麓、河边或海滨新垦地区形成的村落。在行政区划上,它大于洲,小于县。③“”系越南喃字,意指民间一个地区的首领,一般用于在当地具有一定威信、经济实力的人身上,以示尊敬。惯常用法是此字之后加上人名,“凭”系黎光显的别名。④会安,是一座位于越南中圻的海港,距岘港30公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它在古代曾为占婆国的对外贸易港口。早在17世纪时就已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商埠之一,系越南历史上最早的华埠。⑤林春胜、林信笃:《华夷变态》卷十六,东洋文库,1958年,第1154—1155页。⑥为本文提供茶荞祠堂《张氏历代尊图》及其相关信息的为张弘基的后人张余俊先生。他是张弘基后的第八代孙,现任张氏族长和会安“明乡萃先堂”委员。目前张家后人约有七八十口,每年仍定期祭祀。⑦⑨李庆新:《17—19世纪会安的华人、唐帮会馆与华风》,《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第324、323、311—338、323、313页。⑧“嘉隆王统一全越,南、中、北、三圻普遍成立明香社,明命八年(公元一八二七年清道光七年)七月,朝命各地客社、庄、铺、称‘明香’者,一律改为‘明乡’、‘明乡’之名,遂沿用迄今。”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第59页。⑨陈荆和:《关于“明乡”的几个问题》,包遵彭主编:《明代国际关系》,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282、152页。陈寿棋:《安溪李氏续修族谱序》,《左海文集》卷六,清道光年间陈氏刻本,第63页。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70页。谭志词:《关公崇拜在越南》,《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王日根,陈支平:《海商劲旅——福建商帮》,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138页。大汕:《海外纪事》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第80页。晋江《颜氏族谱》,转引自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九年九月初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93页。黄铮:《中越关系史研究辑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闫彩琴:《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越南华商研究(1640—1802)》,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237—238页。

  责任编辑:王轲 
  Chinese Merchants in Vietnam and Its Cultural Format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lues from the Inscription on the Rebuilding LuoTaZhou Public Monument 
  Zhang Zhuoqing[Vietnam]Le Thi Mai 
  Abstract:The early Qing Dynasty witnessed the peak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Vietnam, and the frequent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Vietnamese culture. A new discovered monument, named the Rebuilding LuoTaZhou Public Monument, recorded the historical events about the rebuilding in the 18th century. It reflect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Mr. Chang Hungchi,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Chinese merchants in Vietnam, and his families. It also contained lots of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the inscription and field survey data, it can be found that Chinese merchants in Vietna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ok many active measures to integrate into the Vietnamese society while carrying forward and spread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made the special cultural formation of Chinese Merchants in Vietna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the Rebuilding LuoTaZhou Public Monument; Vietnam; Chang Hungchi; immigration; cultural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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