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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脱贫攻坚

时间:2017-08-07 09:5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澳门威尼斯人官网〔摘要〕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富民,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出发展人民的社会学。费老一生都致力于使广大农民脱贫致

 〔摘要〕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富民”,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出发展“人民的社会学”。费老一生都致力于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致力于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认识和总结中国各地农村“富民”的经验,费老不断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对费老著述中有关“志在富民”思想源流及发展的回顾和分析可知,费老强调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应采取不同模式,同时指出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背后面临的更大挑战实际上是文化问题。费老晚年着重论述的“文化自觉”和他之前有关农村发展的论述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对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脱贫攻坚战略和政策实施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费孝通;志在富民;中国农村;文化;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084-09 
  长久以来,历史给予人们诸多学习和沉思的机遇。向历史学习,将历史维度纳入社会学的研究既是开启新的研究思路,也是在学术上承前启后的必然阶段。2016年是费孝通先生(下文简称“费老”)开展江村调查8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不断砥砺勤学和深切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机会。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老的学术思想和实践跨越了两个世纪。费老一生走遍大江南北,行行重行行,笔耕不辍,著述宏富,作品涵盖的主题虽包罗万象,但大致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与城乡发展和富民有关的研究。另一个则是对“民族”与“文化”所做的研究和反思。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费老主要是在开展以中国乡村社会为核心的研究。思考如何学以致用,实现“民富国强”成为像费老这一辈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风范和操守的学者的追求目标。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进入21世纪后,费老思考更多的是在新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发展背后的文化问题(其中“文化自觉”是一个核心的關怀)。由考察乡土社会入手,逐渐深入理解社会的结构和机理,解释中国乡土社会中人类关系与社会行为,再专注于认识社会发展中的“富民”问题,成为费老一生学术探索与实践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使在费老晚期思考有关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也是在前期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人类关系与行为之基础上的一个深入追问。因此,在费老的思想里,“富民”问题与“文化”问题二者应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费老曾说过,他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就是要致力于“富民”,他一生都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出发展“人民的社会学”。费老一生都致力于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致力于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认识和总结中国各地农村“富民”的经验,费老不断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理解和认识费老“志在富民”的思想及其发展,有利于我们认真看待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走向。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如何理解费老“志在富民”思想的源流及其发展,进而不仅仅把它视为一种社会学功能论的看法?第二,围绕费老“志在富民”思想的发展,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脱贫攻坚战略和政策实施? 
  一、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思想的源流及其发展 
  费老的“富民” 思想既源于他早年受过的教育,也根植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所做的调查研究。费老曾经说过,自己有个主题,就是 “ 志在富民” ,这也是费老从事中国农村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1〕在《江村经济》这本代表作中,费老通过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来说明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外部竞争的影响,使农民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费老在书中提出: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饥饿问题。〔2〕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费老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前途在于工业化,而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同时,费老通过早期对合作为基础的江村小型工厂的实验,来试图解释和分析中国乡村工业化发展的特征和意义。在费老8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一生究竟要做点什么事?费老回答说就是“志在富民”。〔3〕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序言里,费老就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理解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新的经济变迁对人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费老指出,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重访江村”开始入手,以此为新的起点,逐步扩散到对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考察和研究,研究问题延展到扶贫脱困、小城镇建设、区域发展以及与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化问题。在“三访江村”一文中,费老以自己研究中国社会作为起点,深入阐述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初40多年经历的深刻变化。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的改革,土地联产承包制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江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14元提高到人均300元,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房屋和家具。在农民收入增加以后,费老提出,如何引导农民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如何有效规划并更新农村的面貌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内容。〔4〕在文章里,费老还特别提到,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江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乡镇企业发展的苗头,费老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工业下乡”,并指出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工农结合和消除工农差距的一条道路。〔5〕用今天的话来总结,在20世纪80年代,费老提出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是造福农民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步骤。费老基于对家乡农村的深入调研,结合人地关系和农村经济结构与发展变革的潜力,比较有力地阐明了在那个年代里农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局面。 
  费老对“富民”问题的思考和深入研究,始于“江村”这个位于东部发达地区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鱼米之乡”,从改革开放后江村的变化,费老开始关注农民富裕后的城镇化问题和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1983年9月,费老以《小城镇大问题》为题,就城镇研究做了一次重要的学术发言,这篇论文也成为费老学术著作中一篇重要的代表作。费老提出小城镇发展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带动了以城镇或集镇为核心的小型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促进城市化同时又避免大城市人口过多等的一个出路,这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来说,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样板。但是,在文章中费老也清醒地指出,不能只看到小城镇的繁荣这一现象,也要看繁荣背后的事物,即小城镇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6〕对于“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如何归属,费老也明确指出,小城镇是联结城乡的纽带,应该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这些观点在那个时代是超前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就是在今天,尽管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小城镇的发展仍然离不开费老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功能。费老还在文章中提出,苏南的情况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方面也同其他地方有共性。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小城镇的类型和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应从乡村工业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入手,再深入考察小城镇发展的大问题。

 费老的小城镇研究是从江村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村的范围上升到集镇,然后从吴江扩展到江苏其他地区。“富民”的苏南模式:1983年11月至12月间,费老通过对常州、无锡、南通、苏州四个城市和部分县、镇的考察访问,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苏南模式”,阐述了在城市、乡镇和农村三者之间的经济联系,讨论了农民致富靠工业,乡镇工业根植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进而分析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费老指出:“乡镇工业补贴农业并促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这种作用,在形式上类似于历史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乡镇工业是根植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7〕通过对苏南乡镇工业的考察,费老总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两种模式,即“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同时,经过考察,费老对小城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过去集镇的发展是商业型或商品流动导致的结果,之后出现的是工商结合和城乡结合的新路子,随即出现的资金问题、城镇规划与建设中的体制和机制等问题都应引起政府部门重视。〔8〕在费老的带领下,小城镇课题组在完成对苏南地区的考察调研后,又在1984年4月至5月间,考察了苏北地区小城镇的发展。 
  在费老的著述中,《小城镇——苏北初探》是一篇重要的代表作。在文中,费老提出: 
  苏北的农民温饱问题还刚得到解决,只有很小一部分农民开始富了起来。温饱靠农业,富裕靠副业和工业。乡镇工业上苏北比苏南还有相当大的差距。〔9〕 
  费老通过比较研究和分析,洞悉了苏北与苏南在乡镇工业发展上存在的差异,但是也看到了苏北在经济发展上的一些特点和潜力。比如,苏北的乡镇工业虽然起步迟,联产责任制落实得早,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而服务和生产积累起来的资金却比较分散,如何把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创业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从发展精加工和专门性的制造业创造条件,从而帮助农民更加富裕起来。〔10〕 
  在对苏南和苏北的小城镇进行考察后,费老于1984年6月和11月对南京、镇江和扬州三地长江下游的银三角地区(也称为“苏中”地区)进行了考察,调研历时半个多月。在就这次调查撰写的《小城镇新开拓》一文中,费老通过考察扬中县联接型经济实体类的乡镇企业(其目标是促使千家万户富起来)如何发展“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分析了乡镇企业如何把工业与农户结合起来的经验,既包括一户为主的家庭工厂,也包括联户办企业的例子,再次显示了“无工不富”的发展实践。〔11〕同时,在文章里,费老也特别提到,在苏中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而且这些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包含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也各有区别,而成熟阶段则是乡镇企业发展向智力(或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其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劳力的二次剩余”,它会对城乡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12〕 
  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与目标上,费老一直没有忘记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他很早就强调发展的“一盘棋”意识。同时,费老也不断强调,富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缩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差距。1986年费老在《谈缩小差距》一文中指出: 
  少数民族要改革、求进步,需要有外来的动力,不帮一下起不来,但帮多了,又会产生依赖现象。必须使外力内化,变外力为内在动力,才真正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13〕 
  费老一生走南行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实践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将社会调查与志在富民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梦想。费老不仅仅关注家乡,而是以家乡为起点,逐步拓展到华东、东南沿海,西南西北边陲、东北以及华中中原地区。费老始终认为,“富民”和“脱贫”应该是全国一盘棋,应该进行统筹规划有序进行。20世纪80年代末,费老在题为《全國一盘棋》的文章中写道: 
  中国的发展,从地区来讲是一个先发展和后发展的问题,从个人来讲是先富后富的问题。“共同富裕,协调发展”,这一指导思想不能动摇。〔14〕 
  费老提出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和东西联营来实现,同时要注重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模式。最令人惊叹的一点是,费老很早就提出了重新打开“丝绸之路”,推进中国西部的发展。 
  这个经济重心的恢复和发展,更长远的意义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打开西部国际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国际市场比东部国际市场更有潜力。〔15〕 
  费老认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离不开工业的发展,同时将政策和项目落实到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上,采取因地制宜和多种模式,进而促进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费老自年轻时代起,就立志要为改善民众的福祉尽自己的努力。在20世纪30年代入读燕京大学后,费老又受到当时教授社会学的燕京学人等的深刻影响。在一篇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回忆文章中,费老说到: 
  我从燕京、清华这几位老师(指吴文藻、潘光旦、杨开道三位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16〕 
  费老在同年另一次研讨会上又一次谈到自己这一观点,他说: 
  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主要是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使得中国更富更强,不能在全世界、这个世界一体、这个世界大社区里,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7〕 
  20世纪90年代初,费老撰写了《志在富民》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费老写道: 
  近几年我又想到,中国的内地,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怎么发展呢?现在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当前很大的问题。我们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可是不能差距太大。换句话说,如何使内地的农村,特别是边区的农村赶快富裕起来,这是我1985年以后提出来研究的题目。〔18〕

  在这篇文章中,费老并没有单纯讨论“富民”的问题,而是把他自己几十年来一直思考和研究的这一问题,同特殊的中国国情以及世界变化的新格局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今天仍然值得学界重視的观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费老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看法:“我说这些是什么目的呢?目的是说明,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看法,在21世纪,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如何全盘安排,眼光不能太小,要扩大一些,要联系到整个世界的变化来部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19〕20世纪90年代末,费先生在《简述我一生的写作》一文的结尾处写道: 
  是农民拿了钱来培养了我,这是不能忘记的,得之于农民,要还之于农民。希望我做的这一点事情,能帮助农民更加富裕起来;为我们的国家能够在世界上高高站起来,出一点力量。〔20〕 
  进入21世纪以后,费老的思想和学术关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从发展主题转向了文化问题,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觉”的议题,如何看待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在发展道路上自我与他我的关系,这一主题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与发展道路选择的复杂性之间的关联,也使得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重新认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对本土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及现代性后果。 
  二、 理解贫困和寻找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之路 
  关于如何认识贫困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费老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做过一次讲话。在费老看来,应从相对和比较的角度来界定和认识“贫困”及其标准,而贫困的成因也千差万别。在《贫困与脱贫》一文中,费老提出: 
  贫困地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贫富是比较出来的。看来中国各地方农村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差,大概占8%到10%,也就是大约有8000万到1亿人生活比较贫困,这是分布曲线的尾巴。这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问题。这可说是“贫困地区”这个概念的来源。〔21〕 
  在对贫困与地区差距的问题上,费老反复强调,发达是比较而言的,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差距问题。就贫困的原因而言,费老30年前就做了很深入的总结,他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广大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第一,历史上的原因(比如历史上连年的战争)导致的贫困;第二,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第三,违背客观规律的政策失误导致的贫困;第四,落后的观念和滞后的制度导致的贫困。根据不同原因造成的贫困和不同地区的贫困,费老提出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要根据既有的客观条件和政策调整来进行帮扶和脱贫。同时,针对地区差别和先富后富这个客观事实,费老认为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还应该强调先富的帮助后富的,而关键在于落后地区要有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来看,费老认为脱贫和致富是需要从总体上谋划,既离不开资金,也离不开政策,还离不开政策、技术和人才。上述看法,费老在一年后民盟的一次会议上又再次强调了。在《关于扶贫和发展商品生产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费老再次谈到了他对贫困的内涵、原因和扶贫措施的看法,费老提出扶贫首先要开放,其次要发展工业,最后要走东西结合、城乡协作的道路。〔22〕 
  在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费老始终认为农工相辅与城乡协作、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工业发展是重要的出路。然而,中国是一个地理疆域广阔、多民族和具有深厚历史的国家,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特色。费老经过多年丰富的社会调查,深刻认识到在农村存在发展经验和模式的多样性。在《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一文中,费老总结道: 
  我这几年虽走了不少地方,就是分地区都应从实际出发,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找出自己的优势,走自己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我的题目: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主要意义。〔23〕 
  费老认为不能只做书斋式的学问,要致力于了解真实的社会,要多做社会调查,同时将学术研究与改变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费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而是经历了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后,更深入地思索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前景。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费老更像一位韦伯式的学者,以他一介书生的情怀,致力于富民的事业,很好地将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政治型学者”,在国家社会经济方面的政策建言献策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很多同时代学者未能做到的。 
  在调查和认识中国西部广大落后地区的贫困原因及脱贫致富的对策过程中,费老接触到了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和不同的脱贫经验,由此费老也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深刻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末,费老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自然出现不同社会体系的区别和发展的落差问题。费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体系之间的协调不完善或完善不够的问题。在一篇短文中,费老写道: 
  要使各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是非、好恶的各种人群之间相互容忍,互相尊重,我认为首先得通过理智的探索,去认识不同的由来。明白了各有各的理,才能求同存异,多元一体才能成为一个和平的格局,也只有建立了这个格局才能保证人类继续是宇宙发展的先锋。〔24〕 
  在考察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费老强调指出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费老在考察宁夏固原、甘肃临夏回族地区时,提出回族这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农牧之间贸易的传统与从事商业交易上的优势,为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应进一步以商促工,向西开发市场,从而利用少数民族优势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贫困地区的发展策略问题上,费老认为光靠国家的输血型投入不够,要在当地发展产业,依靠发展企业,以工带农,最后才能有效脱贫致富。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协作上,根据甘肃定西的经验,费老总结出了“东引西进”的观点,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实行乡镇企业联营的方式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费老再次强调在富民过程中人的重要性,因此再次提出“智力扶贫”对广大落后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民富则国强》一文中,费老预见性地指出: 
  我想再重复说一说,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按其内在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尤其要记取教训,不要重新出现过热行为。在形势较好的情况下,更应小心翼翼,精打细算,稳扎稳打,既不能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富裕起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25〕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费老一直在围绕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主题进行长期的学术和实践探索。在社会学得到恢复后,费老强调要进行补课,同时也加快了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社会调查实践,从江南苏州地区的农村,到西北的宁夏和西南的滇南,再到广阔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中部地区,费老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问题上,费老始终主张工业化是核心手段,但是这种工业化要与农业发展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协作紧密联系起来,并不是那种传统的、单一的大工业模式,而是符合地方特色和兼顾农村自身条件的工业。因此,费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关注并倡导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认为它们是从乡土中长出来的,有一定的生命力。然而,诸多乡镇企业后来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出现了产品低劣、质次价高、盲目扩张、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最关键的是人才和技术滞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只有少数优秀的乡镇企业脱颖而出。费老在后来的社会调查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认识到农村工业的发展不是一个内生的问题,并在对发展问题的理论关怀上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转向”。自社会学得到恢复后,费老感觉失去的时间太多,需要通过“行万里路”来抓紧时间了解和认识中国农村的变革与社会发展,从而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1992年适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10周年,在建系10周年纪念会上,费老做了一个讲话,后来以《孔林片思》为题收录在《费孝通全集》里。这篇文章是理解费老思想的一个重要线索,也是重新认识和理解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一篇重要的文献。正是在山东泰山之巅,费老感觉到建设社会学学科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也正是在山东曲阜,在参观孔庙后,费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中人伦的重要性。结合世界发展的格局和全球化趋势,费老谈了他对中国文化和发展中的“生态关系”与“心态关系”。费老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必然会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关系)迈向“人与人”的关系(心态关系),但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社会学必须超越孔子单纯从人伦关系认識社会的视角,并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 
  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26〕 
  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思考、实践和写作,在理解世界全球化格局里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走向的问题上,费老也是在《孔林片思》的短文里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费老认为在新的时代里,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应注重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智慧和实践经验,同时通过仔细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抓住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从中悟出道理,进而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从“生态关系”迈向“心态关系”,是费老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理解他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步骤。基于此,我们再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富民问题,就不应再简单把脱贫致富看作为一种短期的物质或财富水平的改善,而更应看作是人与人关系的发展,其核心是人在特定环境中是否能维系和谐共存与共荣发展的局面。费老后来也反复强调对本土社会的认识要基于获得真实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生活知识,科学研究要忠于现实并从现实出发,并注重知识的实用性。〔27〕用今天的话来说,费老认为在实现物质文明的目标后,人类社会更重要的是实现精神文明的目标,建立一种普遍的“心态秩序”的基础,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发扬光大应在这个新时代的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费老的“富民”思想,结合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也就不能再仅仅将视野局限在物质和技术理性的层面,还要深刻思考农村社会中的人与人关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在实现“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目标基础上,更要思考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如何创建一个人与人之间共荣的秩序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面临的任务依旧很艰巨。 
  三、 当代中国的脱贫攻坚与社会学的任务: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在新时期,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贫困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障碍和难点,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政策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了农村的扶贫,20世纪90年代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行动,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等。这一系列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率先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截止到2015年底,根据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目前仍有7000万贫困人口,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个贫困户。而且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理位置偏远的地方,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中国面临的反贫困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费老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过,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基本宗旨,“志在富民”是费老治学参政的核心使命。在对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方式上,费老也经历了不同的思考,但是提出的问题都值得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费老就很有预见性地提出农民的流动离不开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扩张和社会相关制度的变革,他明确指出:

 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我们认为农民“乡”“土”都可能离。前提有两个,一是农业规模经营,二是社会保险制度。〔28〕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乡发展的格局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机遇与挑战。尽管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模式和经验,但仍然都面临相同的制度上的困境,比如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缺乏、科技支撑的欠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在经过十多年对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调研实践后,费老逐渐发展出区域发展不同模式的概念(如“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和理论认识,提出要认真总结区域发展的不同经验,也不断强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当前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首先解决全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通过以精准扶贫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在2020年之前实现脱贫致富并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区域间存在的差异和地方在发展经济与工业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在实施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过程中,决策者和政策实施部门应理性看待发展中的区域差异,在脱贫和扶贫帮困的政策实践中应少些功利主义和短期利益及政绩观考虑,更多要从人民群众切身的利益和脱贫致富的长期性发展目标出发,扎扎实实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相关措施,将农民的实际需要、困难与发展项目的针对性、实用性与可持续性紧密结合起来,切不可操之过急。费老曾经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 
  奔小康是个共同的目标,但各地方的情况不同,千万不能一刀切,不能人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要分析一下自己所在的地区有什么优势,主要靠什么能发展得快一点。〔29〕 
  按照费老的说法,从生态关系和物质层面来看,脱贫致富并是一件太难的事,但是要从长远来解决发展之道,并保障地方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的一贯和谐,心态关系则显得更为重要。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不能把脱贫攻坚视为一个短期的目标,而是把发展的任务看作一个长远的关系重建的过程,这种关系包括官民关系(或干群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区域之间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等。扶贫不单纯是一种政府行为,它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扶贫政策就不能脱离乡土社会的根基,不能超越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日常生活,靠行政化的政策强推很难获得满意的效果。正如费老提出的那样,社会学给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种综合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帮助研究者认识清楚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费老的观点对我们如何认识脱贫攻坚的举国战略和政策实施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社会不僅呈现出地域广阔、民族多元和文化多样,更重要的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科学家也一直在倡导从历史的维度中来认识和分析变迁中的中国社会。〔30〕 
  自写作《江村经济》开始,费老就一直把“富民”当作其学术追求的理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思考以及长期的社会调查和实践探索,费老在20世纪80年代末题为《八十三问》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志向是“志在富民”,但是费老同时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富了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到费老晚年逐渐聚焦在对“文化问题”的反思上,他提出并深入讨论“文化自觉”的问题,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具有深刻意义。〔31〕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脱贫致富的政策问题,我们不能只考虑实现物质和生态关系的目标,还要考虑长期的人的发展问题,即人的精神层面的发展问题,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脱贫致富的战略和政策不能脱离文化的培育与发展,广大中国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又不能忽视既有的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保存和复兴这些文化的传统,催生新的文化形式,从而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关系与心态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达致和谐共生共荣的目标。 
  四、 结论 
  20世纪90年代“江村经济60年”之际,费老曾接受访问,他说:“今天的人类将面临着一个选择。人是可以自我发展的动物,也是一种能自杀的动物。人类是选择自我发展,不断完善,还是选择自我毁灭,这需要全人类来作出回答。我希望全世界选择走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大家安居乐业,努力开发自己未发展的潜能,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32〕 
  虽然费老提出自己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方面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志在富民”,但是费老也很早就认识到,农民富裕之后的文化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绝不只是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要,要考虑到更高层次的文化需要,要致力于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好性。基于此,社会学研究者一方面要致力于深入解释和分析变迁的中国社会,通过微型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注重大众生活史的走访入户,掌握第一手的扎实资料,第二则要通过进入农民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之道和提升生活质量尽己之力,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行动,就是费老所说的学以致用。只有这两方面相结合,社会学的知识和方法才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时刻关注当下的社会变迁,关心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关联,进而发现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的增长,为促进大众福祉的改善做出应有的贡献,应是知识分子的荣光。30多年前,费老在《英伦杂感》一文中指出:“我们知识分子中间,要真正做到眼睛从书里边转出来很不容易,到现在是有多少人转出来了?看见了经典著作就崇拜,觉得引几句别人的结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样的风气,似乎还没有结束。”〔33〕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费老在文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费老的话在今天仍然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术为社会服务是费老一贯的思想,也是费老几十年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宗旨。 
  本文主要以费老的学术著述为基础,围绕他的“志在富民”思想这一条主线来重新认识费老迈向中国本土社会的社会学思想,其中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人伦基础和以个案为突破的微型社会调查方法,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与方法的一个先河,这既是中国社会学者要继承发扬的一个传统,也是深入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基础。经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入思考、长年的实地调查和勤勤恳恳的著述,费老深入地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农村问题与农民致富对实现“国富民强”理想的重要性,同时费老也经过不同时期的理论思考,认识到发展进程中从“生态关系”转向“心态关系”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发展目的与手段关系的核心问题。基于此,费老从早期的关注“富民”转向了对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思考,这一转变也是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如何从促进实现物质目标走向促进实现精神目标的转变。

 从费老开展江村调查迄今已过去8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与中国过去的社会历史与既有的文化传统还保持着较强的内在联系,理解和分析今天的国家政策行动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分析时下正在实施的脱贫攻坚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社会学者既不能不紧盯现实,也不能忽视历史与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政策在很多时候就是“时间中的政治”。在当前重大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以新的形式展现其动力与内在张力,解析社会政策的演进与发展,研究者仍然可以通过从理解传统的社会政治仪式与语言出发,把政府职能改革、社会结构变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澄清社会政策的政治学中的多重关系,回到历史起点并不断超越对国家、政体与政治秩序逻辑的一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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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费孝通.贫困与脱贫〔M〕//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6-1987).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44. 
  〔22〕费孝通.关于扶贫和发展商品生产的几点意见〔M〕//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6-1987).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8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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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J〕.江海学刊,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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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刘卫民.江村经济六十年——费孝通教授访谈录〔J〕.战略与管理,1995(2). 
  〔33〕费孝通.英伦杂感〔M〕//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1-1982).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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