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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重构演变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时间:2017-10-11 10:0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澳门威尼斯人官网摘要: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改变了全球比较优势局势。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发达国家构建高标准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同时也推动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区域合作,区域贸易合作的兴起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全球价

  摘要: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改变了全球比较优势局势。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发达国家构建高标准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同时也推动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区域合作,区域贸易合作的兴起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既对我国价值链攀升提出挑战又带来了发展机遇。为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实现价值链攀升,我国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导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机遇,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升级我国企业价值链,培育核心竞争力,引领区域价值链彰显中国大国影响力,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融合和创新并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深度嵌入和攀升。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重构;增加值贸易;产业结构;贸易格局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046-006
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进行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产业间贸易逐渐被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替代。全球价值链对生产环节的细分降低了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来。为维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地位和获取巨额利润,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方面通过工序剥离,将能源资源密集消耗、零部件生产和加工等低利润、低附加值的环节转移到后发国家,而集中于研发、设计、管理、营销等高利润、高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垄断、品牌控制等手段约束后发国家的知识创造与企业能力提升,意图挤压后发国家向上攀升的空间。[1][2]后发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只能被动承接低端环节的转移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从属地位,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过程中陷入技术依赖和被动追逐。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和分散化发展,也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和突破“低端锁定”,我国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指导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机遇,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层次,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重构,构建由我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演变趋势
全球化推动了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向中间品贸易发展,产品生产被划分为若干个环节,分布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环节获取大小不同的增加值而形成全球价值链。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调整期。新兴经济体对全球价值链主导权和国际贸易规则参与权的诉求将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提出挑战,而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带来新技术、新产业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发生转变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把产品生产分割成不同增加值的环节形成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掌握产品核心竞争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价值链低端环节转移到能源资源丰富和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推动经济恢复增长趋势,发达工业化国家纷纷制定政策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这必将引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回流。受到全球价值链传导的影响,参与国际分工的后发国家被卷入危机之中,长期被全球价值链固化在低端环节的后发国家不仅面临竞争逐渐加剧的低端价值链,而且出现了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后发国家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集中于有利于母国释放产能过剩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3]
(二)区域价值链发展深化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国际经贸规则更多的是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国际利益,全球价值链同样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其通过把产品生产分割为具有不同利润和增加值的环节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其演化进程是沿着同发达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方向推进。[4]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出更高的要求,区域合作不断深化。伴随着不断增加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新兴经济体之间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价值链发展不断深化。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是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挑战和补充,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逐渐上升,新兴经济体之间技术和市场的互补性将继续推动区域价值链深度整合发展。
(三)制造业价值链转向创新价值链
全球化推动了国际产业转移由低端价值链向中高端价值链转移。技术创新的国际梯度转移和合作将成为全球化發展的重要趋势。[5]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区域合作的加深,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不断向全球创新链转变。新兴经济体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潜力不断上升,跨国公司把研发和技术创新环节配置到具有创新优势的新兴经济体,这种“逆向创新”改变了以往发达国家主导高端价值链环节的局面,新兴经济体研发优势不断上升。新兴经济体国家纷纷制定创新战略,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对创新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质量,从高附加值环节嵌入或引导全球价值链。这都将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向创新价值链深度延伸发展,创新驱动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国际经贸格局深度分化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问题凸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集中于低端价值链,激烈的竞争导致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中端价值链上面临市场和技术方面的约束陷入技术模仿。发达经济体之间在高端价值链上既要争夺创新领导地位又要应对新兴经济体等潜在竞争者,各国不同的发展诉求将推动国际经贸格局的深度分化。首先,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南北收入差距,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现有被“低端锁定”的局面寻求更深入的相互合作,扩大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提升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其次,发达经济体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现行的国际经贸规则中“搭便车”却并没有履行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义务[6],以此为由构建更高标准的双边贸易规则来主导未来国际贸易新规则。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价值链攀升的挑战
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分化,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加剧全球垂直和水平价值链竞争程度,改变既有竞争局面并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重构也将对我国在价值链上的攀升提出挑战。
(一)过早去工业化制约我国制造业高端价值链的攀升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技术发展的速度由于产业技术吸收能力的不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进而演变为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出异质性。[7]在经济增长进程中,工业取代农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伴随着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服务业将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此时经济体将经历去工业化过程。[8]
与发达国家在工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后主动去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工业化使命还远未完成。[9]一个国家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社会就业总人口的30%左右才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我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在2005年达到22%~23%的峰值,之后的宏观调整和结构改革过早地结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和工业发展的不完全。[10]盲目的去工业化将使我国制造业丧失通过第四次工业革命提高技术实力和创造新的竞争优势的发展机遇,不利于制造业嵌入高端价值链甚至引导未来价值链。
(二)国际经贸格局演变加速了价值链的分解和断裂
全球价值链带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经济在WTO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下实现了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11]但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更多的是实现发达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不断增强。为了寻求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参与权和主导权、走出“低端锁定”困境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也不断增强,最终形成了具有不同规模和紧密程度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导致了多边贸易规则的弱化和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逐渐兴起。发达国家为控制未来新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构建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规则对投资自由化、技术、环境、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等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对新兴经济体关于技术等的封锁遏制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延伸和全球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并由此引发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和断裂,将发展中国家固化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三)供需结构性失衡限制了中高端价值链的转移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衡,且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和承接中高端价值链转移的最大阻碍。首先,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资源约束和劳动成本上升将导致我国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会逐步将简单零部件生产、加工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等国家,产业转移风险逐步上升。其次,新兴经济体在崛起过程中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增强技术竞争力,在较高技术含量零部件的生产上竞争优势逐渐提升。我国只有在正视传统的需求侧管理的同时,重视供给侧管理,推动技术进步,不断增强创新实力,才能承接中高端价值链的转移。
(四)缺乏领军企业导致我国在高端价值链上缺乏主导权
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主要推动力,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产业标准的制定,不断进行知识和技术创新以便牢牢掌握领导地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口第一大国,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后,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体境遇却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善,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的商品在全球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大批企业关闭,其市场竞争力可见一斑。[12]我国企业应该继续坚定实施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技术含量高、难以替代的产品,打造国际知名品牌,稳步推进价值链的攀升,进而提高我国在产业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
三、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价值链攀升的机遇
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将带来新产业和新模式,改变全球竞争优势,如果我国能够顺应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由原来简单被动地嵌入全球低端价值链转变为重构企业价值链,积极主导区域价值链,扩大开放服务业延伸全球价值链,部署国家创新战略向高端价值链攀升。
(一)新产业和新模式带来重构新机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实施以来已初显成效,在“三去一降一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保持我国传统竞争优势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将带来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这给企业价值链优化带来了发展机遇,制定企业内创新激励措施,增加对研发、设计、品牌等的投入力度,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价值链向上攀升。而面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凸显,我国企业一定要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延伸。为应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我国企业必须采取创新战略实现向高端价值链的跃迁,这种创新不仅包含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下,我国企業应立足全球整合优势资源,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打造知名国际品牌,并结合其企业创新战略推动企业价值链的延伸和攀升。
(二)区域合作深化促进我国主导区域价值链
发达国家之间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的增强在增加世界经济不稳定性的同时也促进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的深化,中国可抓住“一带一路”,发展契机,积极加强区域合作,因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对经济发展具有共同的诉求,各国力求能够实现公平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国通过把产能过剩的已经丧失竞争优势的低技术环节在沿线国家进行梯度转移,这在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有利于释放我国产能过剩和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扩大有助于我国全球价值链延伸
全球化的趋势也推动了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扩大。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在金融、电信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都要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并没有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国外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包含服务价值的中间品货物贸易对我国服务业进行替代。[13]面对当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服务业国际分工也朝着细分的趋势发展,我国服务业迎来了承接中高端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这也将升级和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扩大服务业开放程度一方面平衡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推动全球价值链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发挥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服务质量,创新服务领域,承接服务业中高端价值链的转移。随着我国自由贸易区服务业创新制度和模式在全国的推广,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水平都将提高,有助于我国建成与国际标准一致的服务业管理体系。
 (四)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部署加速我国向高端价值链攀升的机遇
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必将促进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和成本驱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2017年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经济增长应该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产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如果坚定不移地实施国家创新战略,我国产业将加速向高端价值链的攀升。首先,我国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政策支撑、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助于吸引跨国公司通过“逆向创新”战略将其研发环节布局在我国,推动我国产业的“功能性升级”,即向研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价值链延伸。其次,产业技术的创新促使我国在保持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创新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原始创新有助于主导供给源头提高供给质量、打造中国特色的创新价值链。
四、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
我国价值链攀升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重构将改变现有的竞争模式,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将带来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我国应该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并积极把握价值链攀升的机遇,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推动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新贸易规则,促进全球价值链的融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下,以“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升级我国企业价值链,培育核心竞争力,主导区域价值链凸显中国影响力。激发企业家精神,打造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进而推动我国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一)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推动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
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不断弱化,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均并未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动去工业化时的水平,此时应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面对新兴经济体的追赶和发达经济体高端制造业的回流,我国产业结构必须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提高生产率,继续构建强大的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14]一方面扩大对高技术人才的投资和培养,鼓励新兴技术的研发、制度创新,为未来高端制造业竞争中提供领先优势;另一方面,对于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产业,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不同,制定产业升级政策,去除产能过剩并通过技术改造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加工度升级。对于新兴产业应侧重功能性升级,延长传统的加工、组装环节向研发、品牌、市场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价值链扩展,扩大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融合度。
(二)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新贸易规则,促进全球价值链的融合
全球化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其在中低端价值链环节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优势逐渐增强,发达国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当前经贸体系下“搭便车”,新兴经济体认为当前经贸体系并没有反映他们的发展诉求,更多的反映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随着多边贸易规则弱化而区域贸易规则逐渐兴起,全球化向区域一体化发展,全球价值链出现分解和断裂,全球需要新的经贸规则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重构。
发达国家构建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规则通过设定更高的技术、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标准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继而推广至多边贸易规则,继续引导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我国首先应进行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程度,制定符合国际要求的产品标准,放宽服务业的开放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新贸易规则的制定。其次,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提高貿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标准,促进区域合作,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上的地位,而且强化和稳固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大国地位。最后,中国作为新型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核心枢纽,以“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整体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融合和创新。[15]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向中高端价值链攀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转变以往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降低企业成本,优化我国要素资源配置,提高供给质量。继续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其流向研发和技术创新等高附加值、创新领域。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程度,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利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技术竞争力。推进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向中高端价值链攀升提供了发展机遇,我国只有牢牢把握这次机遇,才能把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实现高端位置攀升转变为现实。
(四)激发企业家精神,打造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
全球领军企业拥有核心的技术竞争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有助于带领我国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企业家精神是持续技术创新的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保持价值链领军地位的核心。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技术追赶实现经济追赶,然而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只能是不断地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首先容易产生技术依赖,后发优势获得的技术成本总是低于研发成本,这会削弱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其次,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绝对领导地位,会通过设置障碍封锁技术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低端价值链位置,最后即使在技术上达到世界前沿,也将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利于经济的创新发展且容易导致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加强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投资力度,必须鼓励和培育创新型的企业家精神,这将有助于我国实现国家创新战略,打造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参考文献:
  [1]丁宋涛,刘厚俊.垂直分工演变、价值链重构与“低端锁定”突破——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8(5):105-112.

 [2]张慧明,蔡银寅.中国制造业如何走出“低端锁定”——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5,(1):52-65.
[3]沙文兵.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国内创新能力吗?——基于2004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J].经济经纬,2015,32(6):54-58.
[4]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中国工业经济,2016,(1):5-20.
[5]王子先.研发全球化趋势下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关系的思考[J].国际贸易,2013,(9):4-13.
[6]刘志中,王曼莹.国际经贸规则演变的新趋向、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经济纵横,2016,(6):106-110.
[7]Baumol W 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415-426.
[8]丹尼·罗德里克.过早开始“去工业化”的危险[J].南风窗,2013,(22): 85.
[9]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5-19.
[10]华民.哪些因素压制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J].领导科学,2017,(2):70-71.
[11]程盈莹,赵素萍.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J].经济经纬,2016,(2):131-136.
[12]王海兵,杨蕙馨,吴炜峰.价值链断裂、新产业生态系统形成与我国企业全球研发[J].经济管理,2014,(6):13-25.
[13]袁志刚,饶璨.全球化与中国生产服务业发展——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4,(3):10-30.
[14]王文,孙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意味着去工业化吗[J].经济学家,2017,(3):55-62.
[15]黄先海,余骁.以“一帶一路”建设重塑全球价值链[J].经济学家,2017,(3):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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